始于2001年的农村“撤点并校”政策实施至今已有十余年，这一原本以集中资源办学，提升教育质量为目的的教改，导致的大班额、超级中学、寄宿制学校等问题多被诟病，2011年所发生的诸多校车事故，以及引发民间行动的农村儿童营养问题，更把质疑推向了高潮。 5月18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中国滋根乡村发展促进会联合举办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长期处于扶贫助学一线的NGO人士，把目光再次聚焦在实施了十余年的中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上。

　　撤并期望达到的预期并未实现

　　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末，撤点并校就开始行动。到2001年，随着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撤点并校”以狂风骤雨般的态势横扫了中国广袤的农村，十年来，全国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了多一半。

　　对于撤点并校带来的新的现实问题，西北师范大学白亮博士调查发现，“伴随撤点并校的是寄宿制学校全面推广，一个农村社区以前人口学的生态是非常平衡的，有老人、青壮年和小孩，现在青壮年打工，小孩被集中到了学校里面，这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社区的本土生态。农村地区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对乡村文化如何传承也有一定影响，农村学生传统文化的根被切断也是重要的问题。”

　　撤点并校带来的问题还不局限于此。在陕西师范大学范铭博士看来，“撤点并校”无非想达到三个目的：教育资源可以更加合理的利用；教育质量可以提升；促进城乡教育之间均衡发展。但撤点并校期望达到的美好预期实现了吗？现实的答案是否定的。

　　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希望在集中重组中使资源得到优化，提高效率；但是现在来看，很多撤并后的教育资源闲置，而中心校为了容纳更多学生，却在不停地扩建。

　　就教学质量而言，大班容量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在范铭调查的某学校，一个教室80多个孩子，第一排学生对着墙壁，最后一排学生背贴着墙壁，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何谈提高教育质量？

　　而对于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白亮认为，撤点并校一方面使教育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但是新的上学难、上学苦、上学负担等问题，出现了教育资源新的失衡，加剧了贫困家庭子女的显性辍学。

　　范铭更是坦言：“我理解的均衡发展是城市与农村教育达到相当水平，不是把农村学校办成跟城市一样，或者把农村学校全部转移到城镇去，这是均衡吗？这是放弃农村教育前提下的均衡，你都不要农村教育了还谈什么均衡？”

　　在美国工作生活近40年的华侨杨贵平，足迹遍布中国十多个省份的贫困农村及学校，她对“撤点并校”的担忧时时挂在嘴上。谈起“撤点并校”，她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要撤点并校？第一个理由往往就是能够提高教学的优势以及提高效率，实现教育质量的优化。那效率如何去定义？优化的标准又是什么？

　　“我们看见很多撤并后的学校，优化的目标是学生成绩能提高，学英文，能够进好的高中和大学，甚至出国留洋”，杨贵平言语朴素却掷地有声地说，“对优化的定义一定要质疑，特别是小学阶段，和高中、大学是不一样的，小学基础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孩子学到基本技能和相关的生活知识，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布局调整到底以谁为本

　　这项公共政策到底以谁为本，以政府为本？以老师为本？还是以学生为本？三个不同的价值取向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做法和结果。

　　华中师范大学雷万鹏教授认为，农村教育改革最近10年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因为它跟整个社会人口结构和社会转型叠加在一起，导致的问题众说纷纭。

　　“将最近10年我们所能搜集到的各地颁布的学校规划的公开文本进行整合，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有90%的政府颁布的规划文本，是将学校规模、学校服务半径作为学校是否撤并的核心指标，只有16%的地区考虑了城乡差异，山区丘陵平原等地形差异，84%的地区采取一刀切的标准，不考虑地区差异。”在雷万鹏看来，标准是单一的，无论在学生数量还是服务半径，都是以一个学校存在的经济规模来决定生存命运，比较少的关注学校存在的价值、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人的成长，而这些恰恰是最核心的要素。

　　国外有很多成熟经验，是采取对学校总体评价的方式，考虑到学校对社区的文化价值、学校自身的教育质量以及就近的地理环境、资产是否重新利用等，有八九个指标共同形成一个指数，来评判这个学校是否有可能被纳入被撤并的范畴。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技术不理性，而且是采取比较粗略的测算方式，指标设立也比较随意。

　　而在决策程序上，也更多的是采取自上而下的主导，却较少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和他们的利益诉求。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学者刘善槐认为，我们的决策主体单一化，以地方政府为主，农民缺乏资金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利益无法保障，地方政府既是执行者也是评估者，结果经常受到质疑。他认为，学校布局调整需要科学化、民主化和道义化的价值关照。

　　在西北师范大学白亮博士看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管理体制的变化其实是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财政体制改革框架之下进行的。公共教育政策主导力量是什么？这些年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人民教育国家办到人民教育人民办，再到人民教育政府办。其间体现了十分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政治博弈状况，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地方各级政府与农民之间权利的冲突和保障。 在以公平正义为诉求的公共教育政策中，公平和教育效率本该是并行不悖、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但在现实的博弈中，我们看到，效率占了上风。

　　布局调整是否面临重大转型

　　“学校到底是干什么的？”华中师范大学雷万鹏教授认为，“学校布局调整中一定要明白学校的功能，无论你怎么调怎么整，最核心的是学生发展是否因此受到影响，应该把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作为最根本的目标。”

　　雷万鹏说，我国义务教育布局调整政策面临一个重大的转型，“这种转型体现在从大规模的‘一刀切’的撤点并校，向基本保持学校数量的总体稳定过渡；由过去过于强调集中化办学，到现在要关注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

　　对必要教学点的保留是对最弱势群体的保障，尤其是留守儿童。北京大学教育学部康健教授坦言，义务教育不要搞大集中，应该降低重心，要走向最边远，解决受教育人口最弱势的地区。

　　康健认为，我们过多地关注了撤点并校的负面效应，但却没有更深入的解读教育内涵问题。“其实撤点并校还暴露出孩子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本问题，包括睡眠、吃饭、安全、营养、医疗、卫生、亲情。大规模的巨型学校，没有专门的宿舍管理人员，没有医生，缺这缺那，这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暴露，实际上是要求我们在解决平等教育之前，要解决这些孩子们的基本权利。”

　　义务教育的本质和重心在哪里？康健很赞成关注小规模学校，“关注最基层小规模学校就是关注农村最弱势的受教育群体，因为大集中不适合边远农村的孩子，特别不适合学前和小学1—3年级学生。义务教育要降低重心，走向边远走向基层，这是我们解决义务教育公平质量的基本走向，但是非常可惜，我们现在的均衡、公平和质量问题还是受太多的强势因素的干扰。”

　　教育部教育发展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汪明也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国农村教育的办学重心现在看来，应该是适当的下移，不能简单地把小学向乡镇集中，初中向县城集中，甚至在有些地方，高中在县城也不办了，要向大城市集中。” 布局调整是随着社会变迁、经济发展而推进的一项常态任务。学校需要布局，但是不需要搞运动，而我们现在短期内打造了很多巨型学校，也带出了很多的问题，随之校车问题也被热炒，“如果学校布局合理了，需要那么多校车吗？在江西赣南和粤北相交界的地方，很多山沟校车能开进去吗？校车有了，又是否能养得起？”面对诸多现实问题，康健如是说。

　　撤点并校要符合城市化进程

　　在交通不便的农村边远地区，适当保留小规模学校，才能确保最弱势的孩子不至于失学、辍学，但坚守的小规模学校又如何维持发展，实现突围？

　　在雷万鹏看来，有很多政策往往是在实施中被“扭曲”，要确保必要的教学点不被撤并，有必要制定一个“红线”，“明确不能被撤并的各种条件，有一个可操作性的规定，而不是停留在大的宏观的政策上面。”

　　“财政支持必不可少，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对小规模学校的财政支持力度，提升其办学水平和师资力量，解决小规模学校最基本的生存发展问题。”其实从经费投入上，2010年便采取了不足100人按照100人拨款，但雷万鹏在很多地方调研时发现，很多拨款放在了中心学校，并未发放到教学点去。

　　提到师资问题，雷万鹏认为，如果在边远教学点工作的老师收入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教师收入，肯定有人去，“这是我们在战略上重视不够，在政策上支持不够。很多国培计划也应该将小规模学校发展作为一个指标，提高教师复式教学的水平。”

　　现在中国学界和地方政府、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于学校布局调整可谓见仁见智。但有关人士认为，对中国农村教育走向的探讨和研究，不应离开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宏大背景。

　　我国未来农村政策是什么样的？比如国家宏观人口政策，以后有什么变化？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里，提到了8项鼓励农民返乡创业的措施，今年中央1号文件也提出了类似问题，这对以后农村发展会有什么影响？这些影响会不会导致农民工回流？

　　有关人士认为，如果有这些调研，对于各地科学的认识布局调整，会更有好处。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农村，特别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背景下，中国农村仍需要存在，那么学校就应该存在，因为学校是农村文化和精神寄托，同时还是固定住农村人口资源非常重要的形式。我们知道，青年人打工走了，家里还会有小孩、父母、爷爷奶奶；但是如果小孩一走，恐怕这个村子里其他人也会跟着走了！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任党国英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学校布局的调整、数量的减少是符合趋势的。未来专业的农民会有，但是传统的农村未必会长期存在，所以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应该说不会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改弦更张，布局调整政策不仅要延续，还要把好事做好，党国英赞成不要推进过快，撤并的过程需要管理和控制。

　　精彩语录：

　　把学校撤了，但很多地方没有校车，甚至校车也开不进去，孩子背着柴和米在山里走3个小时去上学；寄宿制学校老师没有经过任何训练，而且值班的是男老师，带的多是女孩子，这些学生到底有没有什么保障！你能让你的孩子在山里走3个小时，让男老师来照顾住宿的女孩子，你可以这样做吗？你愿意这样做吗？大家摸摸自己的良心！——杨贵平(中国滋根乡村发展促进会)

　　农村学校向乡镇集中，使儿童缺乏乡村经验和家庭天伦的滋润；村落学校短期内急剧消失，似将已长成的器官突然拿走，对身体运行是很大的打击；乡村教育摒弃乡村经验，一味向城市化、抽象化、普遍化进发，中国社会因此将越发走向一种单面社会，将变得很脆弱。——熊春文(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学校多大规模是好的？大多数人说小而精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卡内基基金会主席博伊尔说，学校规模以师生相识为好。老师不能见到谁都ABCD，或者用番号，这样如何增进师生的交流？—